周呈祥和那个年代大部分人一样，周呈祥的一家人靠种地维生。因为家里穷，周呈祥只上过三年学，15岁起在包头市东河区财神庙街杂货铺当学徒卖山货。带着对久远历史的回顾，记者采访了周呈祥。
问：您卖货一直到哪年？
周：15—19岁，1953年正式进入公司，干勤杂工，担水、烧锅炉、测量什么活都干。
问：进公司时是什么样的条件？有厂房了吗？
周：哪有厂房，白天搞测量，晚上不一定在哪睡，我们在马路上，汽车过来给我们送饭，我们就坐在汽车边上吃饭，晚上就在牛圈马圈睡觉。
问：您当时知道公司是生产什么的吗?
周：不知道，那时候讲保密，谁也不跟谁说。有一次东河老爷庙铁匠铺打铁时，把地里埋的炮给点着了炸死人了，公安局打电话找我们郝队长去查，我说咱们到底是干啥的、啥单位，铁匠铺的事儿怎么郝队长去查？
测量厂房、厂址和家属房的时候队里有专业的技术人员，我们就是帮着举旗打桩。测量的时候有水平仪，放在那当地的老农民要看这个东西，当时古人传说南蛮人取宝，这个人要看，那个人也要看，以为盖厂房是来取宝的，都要看那个镜子（水平仪）。当时选址选了三处，赵家店、哈业胡同、二道沙河，最后选定了现在的厂址，是中央来的领导定的。
图纸绘好后，样品邮到北京，1955年开始盖，先在公忽洞盖了两排房子，上下班吹号，从太原、齐齐哈尔、重庆、西安各地来了很多人，有的带着家属。又在老楼房那儿盖了两栋楼房，盖的过程中朱德来了，他来了看完回去后我们这就停工了，停了两个月后改图纸，原来都是要盖楼房都改成盖平房。
问：为什么要改呢？
周：当时不知道，咱们也不敢问，后来慢慢好像说和苏联有意见了，就都改成平房了。一机集团也是，盖了一半就都不盖了。但我们在老楼房盖了两个街坊家属区。
问：苏联人来时您接触过吗？
周：接触过,那会儿我已经当了管理员了。
问：什么管理员?
周：行政处管理员，大概1956年2月，苏联专家在二楼，有三个服务人员跟着，都是我买的红茶、紫烟、苹果招待他们。
问：当时咱们招待苏联人是不是都是用的最好的？
周：人家吃饭不在咱们这吃，在东河有个宾馆，每天小车接送。原来打算建一个招待所，所有苏联专家都来吃住，我们从哈尔滨买回沙发、地毯、冰箱、台灯、烤面包的东西，什么都是高级的，花了10万块钱，我活这么大头一次见，后来交给昆区一个招待所，咱们就不建了。
问：您后来一直在行政处吗？
周：我1958年去了工具处,我也没技术就干的锻造工。干了三年,他们说你岁数大了,28岁都是六七级工你还是三级工,快去干别的吧。后来就去干配套,我们加工出来的刀具模具送给人家加工车间,我后来又去了706车间当烧结工。
问：当时生产什么?
周：那会儿还没有产品，都是辅助配套，外面买不上的件咱们自己生产。
问：您在706车间做这些配套件一直到退休吗?
周：后来也不做了，就去706当库房保管一直到退休。
问：中苏关系恶化对咱们的生产有影响吗？
周：他们走了咱们做了些改进,因为当时苏联人的东西咱们不能随便改,苏联专家定好的东西不经过他们批准要动了那是现行反革命。有一个咱们公司的工程师,上海毕业的,那个人很进步,是团支部书记,自己改进了图纸。有人说这是犯法的,他就说,苏联人走了咱们就不干了?这是我们的厂子,他就改了。结果就把他弄成反革命,挂着牌子全厂绕了一圈,也就24、25岁,苏联专家走了又给人家平反了。
问：大家都是步行上班吧？骑自行车的是不是也很少？
周：我们工段50多个人只有三四个有自行车，七级工才有车子，六级、五级工都是走着。我们一个支部有200来个人，给了三辆自行车票，都去抓阄，结果给我抓了一辆自行车。我那会儿的工资只够生活哪能买自行车，我问师傅怎么办，师傅让我买。一辆车子130元，我跟师傅借了100。车子还是扛回来的，部件是全的，自己回来找人组装。
那会儿汽车不多，咱们国家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第一次给了30辆，敲锣打鼓迎接回来，那了不得了，底下的工人很自豪，虽然我们没开上，也没坐上，但工人们都感到很威风，说国有军工企业真牛。
问：那时候您的工资和包头市里其他单位比怎么样?
周：我那会儿工资不算低，中等吧，1958年我二级工43块钱，到二级工就没再涨，后来过了好几年才涨到50多。我们的工资比市里高，一级工37，二级工43，三级工51，四级工60，五级工72，六级工84，七级工103，八级工是118，再上就是技师125。
问：您和吴运铎有过接触吗？
周：有,我在行政处,他那会儿不叫厂长叫专家,大家都叫他吴专家,很好说话,他经常作报告。他作报告四个小时准时能讲完,也不拿稿子,就祥说评书似的,我说你那时间正好,是怎么做到的?他说我都写了很多遍,写出来又修改的,已经记住了。那会儿开会的时候下面听报告的写纸条提问,国际问题啊,这问题,那问题,他当时就能回答出来,我说他小问题回答,大问题也敢回答是怎么做到的?他说,我知道的我回答,不知道的有《红旗杂志》,看了杂志后再回答。
